《礼记》有云：“达官谓国之卿、大夫、士被君命者也。”
由此可见，古代“达官”一词广泛指代朝中高官显贵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达官贵人”。然而到了明朝，“达官”的含义却有所演变，不仅仅指高官，而特指在朝堂上任职的“鞑靼人”。
自洪武年间开始，明朝统治者针对境外投降的部分少数民族，采取了封授武职、赐予汉姓、促进与汉族联姻等政策，将这些少数民族安置于卫所之中。这样一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支具有特殊身份的“达官集团”逐渐形成。
明朝对于达官的管理制度，有效削弱了边境少数民族的势力，同时缓和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。这种包容性的军事管理体系，在明朝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。
展开剩余86%明代“达官”主要指的是在朝为官的鞑靼人，但这里的“鞑靼”并非指单一民族，而是泛指北方的多支少数民族，如蒙古族、突厥族等。
众所周知，元朝曾由少数民族统治，明太祖建立明朝后，元朝残余势力退至边境之外，重新聚集于关外地区。尽管这些势力远离中原，但因聚集众多少数民族，明廷担心他们联合起来对边境安全构成威胁，因此如何有效管理这些边境民族成了明朝的重要课题。
洪武初年，明太祖下令将部分主动归顺的少数民族安排在都城附近任职。这些被安置于卫所的少数民族基本都是武官身份，虽有名头却多为虚职。
到了永乐年间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从永乐时期开始，这些达官被赋予实权，朝廷派遣他们镇守边关，成为守边戍卒。
为了吸引更多少数民族归附，从洪武年开始，明朝不断颁布优待政策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边疆势力选择投降，加入了明朝达官的行列。
“达官制度”的建立，一方面削弱了边境原有势力，巩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；另一方面，也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，缓解了彼此的敌意和隔阂。
1. 赐汉姓，另册管理
自洪武年间起，朝廷将归附的少数民族编入军籍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“置军职黄簿，以便稽考。”朝廷将他们的姓名一一记录在黄簿中，便于管理。尽管这种方法简便，但因达官姓名、籍贯与汉人不同，管理时难免产生混乱。
为此，从洪武年开始，明廷有意识地为达官赐予汉姓。永乐年间，成祖下令军卫中鞑靼人同名无姓者可依洪武律令，赐予汉姓及名字，统一编制。
此外，大明还明确规定，汉族不得冒用鞑靼人的姓名，以免扰乱管理。违者一经查实，必严惩不贷。
若洪武年间的赐姓政策尚属探索阶段，到永乐时期，这一制度便成为管理少数民族官员的重要原则。朝廷赐姓后，按照汉族百家姓排列登记，不仅消除了民族差异，也推动了达官的汉化进程。
2. 将优待制度制度化
自洪武年起，朝廷对达官礼遇有加，但从封官授爵、赏赐物品到居住安排，皆无统一标准，管理带有较大随意性。
永乐年间，永乐帝汇总洪武时期的条例，将对达官的优待细则固定成文，纳入达官制度，并成为后世沿用的规范。
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凡投降夷人每名赏素纻丝衣一套，绵布十匹，钞一百锭，米三石，牛二只，羊五只，柴五百斤。随来妇人每口绵布三匹，钞十锭……”
可见，自永乐起，对归降少数民族的赏赐形成了明确的“例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部分从漠北归附的少数民族，携带牛羊马匹进入明朝境内，为表诚意，常将部分牲畜作为贡品献给朝廷。
不过，朝廷并非无偿接受贡品，同时制定合理的马价，使归附者得以通过与朝廷交易，换取日常生活物资。
此举实质上形成一种朝廷与归附民族的交易关系。如《实录》所载：“迤西、迤北来归人口带到马匹……中等赏钞三千贯，下等赏钞二千五百贯，各绵布五匹、绵花三斤……”
除了赏赐，达官的权力也经历了转变。洪武年间，达官虽有名头，但均无实权，食禄不理事，且被排除在军权核心之外。
但自永乐朝起，达官获得了实际职权，其官职可世袭，形成独立系统。
如前述，达官的武职均可世袭。明中期因财政紧张，朝廷强化了武官比试制度，但对达官武职均免除比试，从制度层面保障了他们的世袭权利。
此外，达官享有与汉官同等的优养待遇。成化年间记录显示，达官若因病去世，若无继承人但有正妻，妻子可每月领一石米直至终老。
《南京锦衣卫选簿》载：“赵氏，年五十五岁，山后人，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故达官指挥使把秃孛罗母，户无承袭之人，照例与俸伍石优养。”
由此可见，若达官无子嗣继承职务及财产，朝廷按女儿、母亲、妻子顺序予以赡养。女儿和母亲每月获五石米的赡养费，女儿只能领至14岁，母亲可终身领取；妻子则每月两石米，亦可终身享受。
这些待遇非达官独享，汉人官员亦享有同样政策。
首先，从政治角度看，达官制度便于明廷管理边境势力。元朝残余及边疆少数民族长期是明廷的心腹之患。
明朝都城虽设于南方金陵，但对北方边境管控力有限，达官制度的实施有效将边患转化为守边力量，大大增强了朝廷的边疆掌控力，有助于统一全国。
其次，从军事角度，达官制度削弱了边疆敌对势力，将其转化为明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随着越来越多故元旧臣被明朝优养政策吸引，元朝及蒙古族势力削弱，明军力量壮大。史料表明，达官集团在对抗蒙古、平定民变及京师防御中发挥关键作用。
最后，从文化层面，达官制度确立后，明廷不仅赐汉姓，更鼓励与汉族联姻，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，减少敌对情绪。
总之，“达官制度”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，经过长期发展，明朝的达官们组成了特殊的“达官集团”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参考文献：
《明史》
《大明会典》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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